由于历史原因炒股配资-，省会城市（包括自治区首府）往往是一个省区在经济上的“老大”，首位度最高。
配资投资具有高收益的潜力，但同时也伴随一定风险。投资者在进行配资前，应充分了解市场行情，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，并做好风险控制措施。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，以及部分城市丰富矿藏的发现，原有城市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今天，当我们用一些核心指标来观察省会城市首位度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：有些省会强者恒强，强到“没有朋友”；而有些省会，则已经坐不稳“老大”的位置了。
我们通过资金总量和GDP两个指标研究发现：
西宁、长春、银川、拉萨，是最强的4个省会城市，他们汇聚了全省区近60%或以上的财富；
济南、石家庄、南京、呼和浩特是最弱的4个省会城市，汇聚全省区财富不到四分之一，其中济南只占全省的17.6%。
下面，让我们看看具体数据。
另外，我们也将通过数据展示：最近10年来哪些省会城市首位度下降最快，哪些上升最快。各省会城市的省内最大竞争者——当地非省会第一大城市，哪些“首位度”上升最快。
01
我们从资金总量和GDP两个指标角度，统计了省城的首位度。
相比于GDP，我们认为，资金总量（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）是一个更真实可靠、更能说明问题的概念。
GDP只是一个地区“1年的财富增量”，相当于一个人的年收入；而且纳入了政绩考核，未必准确。
资金总量，则相当于这个地区历年创造财富，以现金方式的总留存；而且不是重要考核指标，央行系统统计的。所以，“资金总量”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。
先看资金总量指标，根据首位度从高到低排序，时间截至2024年6月末。
西宁资金首位度第一，全青海每100元存款，就有67.9元存在西宁。这种首位度令人震撼，再次证明了资金跟着权力走的一般性规律。
在吉林，每100元存款就有67.1元放在长春。
资金首位度靠前的还有：银川、拉萨，财富占全省比重也在60%或以上。
在资金总量首位度前7名中，只有成都、西安是经济、人口中等以上的“较大省份”。在这样的省份里，省城有如此之高的首位度难度极大。
资金首位度最低的省城依次是：济南、石家庄、南京、呼和浩特、广州，财富占全省比重都没有超过四分之一。
济南、南京、呼和浩特之所以是弱省会城市，是因为省内有强劲的竞争对手、而且不止一个，比如济南的对手是青岛、烟台，南京的对手是苏州、无锡，呼和浩特的对手是鄂尔多斯和包头。
至于石家庄，除了省内有强劲对手唐山外，旁边还有两个实力更强的郊区——北京和天津。最近几年雄安新区成为发展重点，石家庄地位更加弱势。
广州则面临省内对手深圳的竞争，以及旁边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分流。
从资金角度看，过去10年哪些省城“首位度”提升较快，哪些下降较快呢？
资金首位度上升最快的，是长春，高达19.5个百分点。2020年6月，长春市代管公主岭，完成扩容，发展提速。
此外，银川、合肥、长沙、杭州的资金首位度也上升较快，超过3个百分点。
资金首位度下跌最多的，是兰州，降幅达8.2个百分点。
郑州、贵阳、太原、呼和浩特四个省城，资金首位度下降超4个百分点。
再看GDP首位度 。
2024年上半年，省会城市“GDP首位度”排名前三的分别是：长春、西宁、银川。
长春名列第一，GDP占全省的比重达到了惊人的54.2%。试图把全省“装入”西安的陕西，省会西安的GDP只占全省的35.2%，远不能跟长春相比。
西宁、银川的GDP也占了青海、宁夏全区的一半以上，达到了51.9%和51.6%。
西藏、宁夏、青海这些西部地区省会首位度之所以高，主要是因为经济体量小、人口规模小、产业结构相对单一，省会城市虹吸效应强。
GDP首位度最低的5个省会（首府）城市分别是：济南、南京、呼和浩特、石家庄、南宁。
这些城市所在的省区，全省、全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均衡。
过去10年里，哪些省城的GDP占比上升比较多，哪些下降较多，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图：
长春的GDP首位度上升最快，10年提升了15.2个百分点。
过去十年，长春是省会城市最大赢家，荣获资金总量和GDP增长双冠王。
除了省会城市扩张的因素外，长春经济也迎来第二春。一方面，长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。
另一方面，长春的工业对经济产生强势带动。今年上半年，长春二产增加值同比增长9.5%，工业总产值增长7.2%。
七大重点产业产值——汽车、装备制造、电子、医药、建材、能源和食品，连续四个月保持全面增长。其中，电子产业、装备制造业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。
长春致力于建设一流国际汽车城，今年上半年，长春市整车产销量分别为74.5万辆和74.3万辆，同比增长9.7%和8.3%，增速高于全国4.8和2.2个百分点。
GDP首位度下降比较多的省城是：贵阳、武汉、广州。
02
除了省会，我们也统计了过去十年各省区“非省会第一城”资金总量和GDP首位度的变化情况。
先看资金总量首位度。
过去十年，非省会第一城资金总量首位度提升最多的是深圳，十年提升了12.1个百分点，遥遥领先。
这反映了在广东省内，深圳正崛起为新的经济增长极，高端产业的吸引、创新要素的聚集，都比较成功。
截至今年上半年，深圳汇聚了全省资金总量的37.5%＞广州的24.7%。深圳是27个“非省会第一城”中首位度最高的。
资金总量占比上升较多的，还有鄂尔多斯、榆林、庆阳，他们的崛起都跟能源有关。
而资金总量占比下滑较多的“非省会第一城”是黑龙江的大庆、新疆的伊犁州、福建的泉州，还有吉林的吉林市。
再看GDP的首位度。
过去十年，海南的儋州，GDP首位度提升了7.9个百分点，增速位列第一，其次是陕西的榆林，广东的深圳。
其中，截至今年6月末，深圳的GDP首位度达26.5%，也超过广州的21.9%。
大连是27个“非省会第一城”省内GDP占比最高的城市。
GDP占比下降较多的是新疆的伊犁州、吉林的吉林市、黑龙江的大庆市。
03
综上发现，对于经济总量较小的中西部省份来说，省会城市发展好不好，非常关键，其往往具有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效果。
像新疆的乌鲁木齐和伊犁州、黑龙江的哈尔滨和大庆，西藏的拉萨和日喀则，还有贵州、甘肃、山西、辽宁、内蒙古等省的省会和非省会第一大城市，在资金总量这个关键指标上，都表现出同向的收缩性。
对于这些城市来说，做大做强省会更有意义，因为只有省会更强大，产业更发达，才有可能吸引省内的人口流向省会，而不是向发达的外省流失。
对于经济总量适中的中西部强省会来说，省会城市独大，有可能加剧虹吸效应，也有可能产生经济辐射，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。
比较典型的是武汉，过去十年，武汉在资金总量上全省占比提升了2.8个百分点，但是其副中心襄阳，却出现GDP和资金总量的萎缩（下降-2.1、-0.6个百分点）。
这反映出其发展的一些困境，中部大省必须扶持足够强的省会城市参与竞争、争夺资源，但是不得不暂时牺牲一帮沉默的兄弟城市利益，无法摆脱“吸血模式”。
而同样是强省会城市成都，则能带动周边的绵阳一起发展。过去十年，成都的GDP和资金总量首位度分别提升了2.6、2.4个百分点，绵阳的GDP和资金总量首位度提升了1.1、0.9个百分点。
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，绵阳以其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科研实力，为成都的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，同时也承接了成都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，发展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。
同时，成绵乐城际铁路的开通，使得绵阳、乐山等城市与成都之间的交通时间大幅缩短，人员流动更加便捷。
经济更发达的沿海城市，非省会第一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往往超过省会城市或者难分伯仲，比如广州和深圳、南京和苏州、济南和青岛。
这些城市在发展的过程，更应注重产业的错位与协同、交通的一体化、科教资源与人才的共享交流等。
总之，这些城市肩负的使命更重大，对内要合作发展，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，对外要全力以赴，勇敢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，与世界各国顶尖城市在贸易、金融、科创等领域展开角逐，不断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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